最近一段时间国内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趋势已得到很大遏制，一些省份也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等级由一级降为了二级。虽然现在随着复工潮的到来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但依稀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每天在被那些奋战在疫情一线的英雄人物事迹感动的同时我也在不断思考着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在这次疫情中展现出了举世无双的动员能力?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动员能力代表了一个国家在发生灾难、战争时所能发挥的力量，因此动员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战争潜力。这次疫情爆发之后全国各地在努力控制本地疫情扩散的同时还抽调了至少3.45万名的医护人员支援湖北省。而这3.45万名医护人员的背后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奋战在一线提供物资支援、交通调度、后勤保障、病人转运、防控监测等服务，当然这一切也少不了千千万万不能上一线并蜗居在家的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和配合。从上到下统一部署、统一调度、统一实施，大家都在为了疫情早日结束而努力。灾难面前中国人表现出了最高的服从性、最强的使命感、最大的执行力，14亿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齐使，迸发出来的能量是无穷无尽的。
那么为什么如今的中国能够有如此强悍的动员能力呢?从中国自身角度来讲近代中国经过百年磨难最终打破了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要知道中国封建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皇命不下县”，这对于古代中国的动非常不利。封建时代由皇帝任命的官员只能到县一级，广大乡村则需要靠德高望重的乡绅士族来协助管理。乡绅士族的特殊作用也使得一些人为了利益跟官员勾结祸害百姓，最终导致很多命令下到最基层之后就已经变味了。尤其是古代人一直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皇家天下的好坏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要能够有口饭吃有间房住就行了。如果乡绅士族平时习惯欺压百姓的话关键时刻自然不会得到民心，而且在古代由于生产力低下很多时候都是强征劳力和赋税。此时平日里就不好过还要被征徭役和赋税的老百姓就会更加苦不堪言，老百姓和政府的矛盾一激化自然就容易引发民变。
韩国疫情分布而现在跟古代已经大大不同了，虽然村子里也是由各个村的村民进行自治，但整体上会由县里对这些乡村进行管理、监督。当灾难、战争发生的时候已经能够动员到最基层的居民小组或社区。这时国家的命运已经和个人命运息息相关，此时也最能表现出什么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因此大家在遭遇灾难和战争的时候绝对不会像一百多年前清末民初时袖手旁观、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在百年时间里摆脱了持续两千年的自给自足发展模式，关键时刻个体还想着选择躲避自保已经行不通了。国难当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没钱也没力气的就好好配合相关工作，只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发展模式的转变是因为科技水平提高推动了生产力的爆发，得到解放的大量劳动力不仅能够满足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无形之中促使国家形成了一套完整工业体系。有了完整工业体系才有机会提升本国产品核心竞争力，最终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体系标准并掌握绝对的话语权。中国从建国时的一穷二白到如今开始建立自己的工业标准只经过了短短70年的时间，与其说是一个奇迹不如说是国家制度的优势体现。
中国既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源头国家，又是一个拥有14亿人的大国，管理难度可想而知，好在中国地大物博有足够的粮食、蔬菜和肉类稳定物价，大家又非常配合疫情防控工作，这才得以集中力量压住了疫情大爆发的势头。可从邻居日本、韩国这两个发达国家最近传出的消息来看尽管已经给了他们充足的时间做准备，可如今就连中国网友们也明显感觉到了韩国和日本的防控不力，恨铁不成钢地评价称他们“抄作业都抄不好”。
韩国一些人选择丢下祖国跑路导致飞往中国一些城市的机票价格暴涨，内部的管理混乱导致疫情有进一步扩散的风险。日本人则是不希望疫情影响到经济发展，尤其是日本今年还要举办东京奥运会，因此目前尚未有类似中国封锁城市等重大举措。最关键的是韩国和日本很多生活、生产物资都严重依赖外部，一旦疫情大规模爆发封锁城市民众的生活成本会急剧上升。韩国和日本是两个非常典型的发达国家，按道理说应对各方面威胁的制度和手段已经足够成熟，但面对同样的疫情中国显然决策更快、动员更强、应对更有效、国民也更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