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过几篇母亲的文章，村里的乡亲们读后捎来话，期望写父亲，乡亲们淳朴善良的意愿拨动了我的心弦，按下键盘，又怕写出来对他不屈的精神打折扣。虽然父亲活得很平淡，但纵使是丹青高手，也难以勾勒出他坚挺的脊梁。
父亲离开人世38年，对他的思念，却始终尘封在记忆中。我是从父亲离开人世后，才慢慢读懂了他，他改变的是儿女，影响的是全村。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身体就没有强壮过，他患的是哮喘病，每走一段路，就得停下脚步喘口气，剧烈的咳嗽把满脸憋得通红，等到一口浓痰从嗓子眼里吐出后，他的气管就会畅通很多。气候对哮喘病人影响很大，父亲最怕过冬春两季，每到这个时段，他缩卷在炕头上，全身肿胀的像发酵的面团，仍旧指挥着家里大小事务，他的号令不仅仅对着母亲，还有他的子女。直到那年秋天，接连几天卧床不起，还咳出了一口又一口的血，父亲才感到鬼神在逼命。我偷偷给二哥写了封信，二哥赶到家时，埋怨母亲耽误了父亲治疗的时机，背起父亲直奔汽车站，那是父亲第一次到医院看病。
父亲离开家的时候，母亲的眼睛很迟钝，心里委屈得直想哭。她很想救父亲的命，家里缺的是钱，不是旁的什么原因。父亲只在病情严重时吃一颗“安乃近”，那也是母亲从牙缝里抠出来的。大哥呆滞地坐在父亲旁边，任凭汽车疯狂地颠簸，像是接受惩罚。二哥用军大衣裹着父亲，父亲乖巧得像个孩子，走到半路时才艰难地睁开了眼睛，望着两个顶事的儿子交代起了后事：“我怕是要见阎王爷了，几个没有成人的弟妹就交给你们俩了……”两个哥哥不停地鼓励父亲，父亲的眼角挤出两行泪。赶到县医院时，两瓶药水还没有挂完，父亲就闭上了眼睛。
消息是父亲的堂弟传回的：“嫂嫂，开门吧，我哥没有了……”堂叔在院子里边呼喊着母亲，边失声地嚎啕起来。我和弟弟被噩耗惊醒，脑子一片空白。堂叔和母亲商量，眼下最要紧的是把父亲的遗体运回来，他准备套着骡车去，母亲同意我一同前往。凌晨四点，我和堂叔赶到了医院，父亲的尸体已经僵硬，我摸了摸父亲冰冷的头，仿佛陷入冰雪世界。
父亲走了，他不再痛苦;父亲走了，痛苦的是儿女，我们只能把一路的怀念输给时间。父亲没有死在自己的家中，他的棺木只能停放在院子里，跪在他的棺木前，浮现出的是父亲一幕一幕的教诲。
父亲喜欢读书，他唯一的资产就是四大名著，无论是下地干活，还是坐在炕头，书是不会离开身的。我从小就喜欢听父亲讲水浒的故事，听起来比看小人书过瘾，从我认真的态度中，父亲觉得我是读书的料。八岁那年，母亲卖了十个鸡蛋，买回我读书用的铅笔和白纸，还有一块橡皮。父亲亲手把两张白纸裁剪成两个作业本，怕我折坏本子，还用牛皮纸做了封面，父亲送我到学校报了名。第一天上语文课就学会写“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我兴奋地拿给父亲看，没有想到，父亲上来就是一巴掌：“败家子，这么写得有多少纸才够?”原来，我写的字太大了，一张纸上只写了五个字，该是多大的浪费!父亲那巴掌把我的字打小了，从此我懂得了节约，直到现在也写不大。
父亲没有能力改变家庭的穷困，他让我们子女都要学会勤劳勤俭。父亲有病，生产队很照顾他，他干的活都是相对轻松的。父亲是村上为数不多的老党员，他是不会轻易不出工的，他要给群众做表率。父亲躬背在田间地头，夕阳的余辉将他的身影拉得好长好长，忽而直起身来撑着被双手磨扫光的锄头，忽而猛咳嗽一阵子，他那张脸皱得像久旱的老树皮，没有一丝光泽与生机。他举起锄头，又深深地将它扎进黄土地，吃力地站起来几乎要将天顶高了几尺。我终于明白了，父亲是山，我是树，山总是给予树恩惠，树不断吸取山的精华向上;父亲是岭，让我踩在他的脊背上将他压弯，甚至是压倒。
母亲说，父亲的最大爱好是唱戏，他唱戏的目的是给村里人带来快乐。父亲年轻时很活跃，他个头不高，长得又白净，戏里扮演的是女性角色，只要油彩涂抹在脸上，唱腔、耍逗……很多女性都难以实现。每年农闲的时候，村里都被寂寞笼罩着，那些游手好闲的青年少不了惹出些事端。父亲在大队担任村党支部委员，他就和书记商量着组建文艺演出队的事情。父亲在戏班里成了主角，有时候还担任导演角色，台上唱《晋剧》，台下扭秧歌，为的是全村人的心情。“文革”时期演出最多的是样板戏，他把村上有趣的事情搬到了舞台，让人们田间地头的话成为唱词，一场演出结束，留给人们的是说不完的故事。
大嫂是看着父亲的表演走进家门的，父亲生病后没有力气唱戏，她接过父亲的角色，她的唱功比父亲要强，十里八里的村庄都有她的名号。大哥年轻时就怕看戏，每次嫂子登台唱戏，他就躲回家，他不想看到嫂子的角色，为这事没少闹别扭。父亲站在嫂子的立场，对大哥的指责是严厉的，说他自私得没有了边缘。大哥仔细体会和领悟了那份指责，所蕴含热切的鼓励，他在鞭策和殷殷的期望中撑起了家。
父亲贫穷但有孝心，村上的人都夸他有德。姥姥年轻时就守寡，她独居在井沟的一间土窑洞。姥姥的窑洞很特别，听说是姥爷看中了那块厚实的黄土，有直立性，不易裂缝，建造起来不需要什么成本，只要有两只手，不需要太高的手艺和繁难的工序，就可以有自己的家。姥爷有力气，一把镢头，一把铁锨，一辆独轮车，平地里辟出了两间土窑洞，冬暖夏凉，还免受风雨的侵袭。姥爷走后，姥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倒也很清闲。姥姥的土窑洞距我家约有三四里地，要穿过一条长长的阴暗的沟梁，我常常是跟着母亲才敢去。我很喜欢去姥姥家，是因为姥姥会给做顿像样的饭。有次，我和弟弟饿急了，两人鼓起勇气一路奔跑，凭借模糊的记忆摸进了姥姥的窑洞，姥姥和我们聊天的功夫就做了一顿炸油糕。油锅里翻腾出的一股清香萦绕在鼻间，紧接着延伸到肚子里，看着黄灿灿的油糕，我和弟弟都在舔舌头。姥姥从一个罐子里挖出一勺糖说：“油糕要趁热吃，沾糖吃更香!”我和弟弟嘴里满是香甜，烫的喉管直跺脚，但根本顾不得那么多，只知道油糕在我家里是稀罕东西，只有过年时才能享受。我们兄弟俩撑着肚子回到家，遭到父亲的惩罚，他要求我们背靠院墙反省过失。我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吃姥姥的饭还能有错?直到后来才领悟，那顿糕面是姥姥借来的。
姥姥年纪大了，父亲想去看她，却经不起哮喘的折磨，总不能让老人来回跑。父亲边咳嗽边和母亲商量，要把姥姥从土窑洞接到家里一起生活。母亲也很为难，爷爷奶奶都是七八十岁的高龄，奶奶常年卧床不起，况且爷爷都是四处打游击栖身，吃什么倒无妨，关键是没有多余的炕席。父亲建议和我们挤在一铺炕上，那样心里踏实。在父亲的眼里，老人才是他活下去的勇气，哪怕是一碗面糊糊也得先给三个老人盛。父亲硬撑着病魔的身体送走了奶奶爷爷和姥姥，他给姥姥的棺木扛了大头(当地风俗是儿子扛，姥姥没有儿子)，下葬的时候，父亲失声地哭着：“妈，我最对不起的是这辈子没有能力给您做身新衣服。”
父亲感到惭愧，村子里的父老乡亲却不这么认为。谁都清楚父亲是个大孝子，他身体有病，心里装着是大家，养活了三个老人，没有吃到人间美味，但都是笑着闭上了眼睛的。他的孝心，激发起的是子女对周围世界的关心，如同光焰照耀、温暖着凝聚在我们心灵深处的意向，形成无与伦比的伟大力量，凝聚成了我的勤奋毅力和意志，永远闪耀在我青春的光芒之中。
父亲活得比谁都踏实，村子里的人谁都知道他有颗公道的心。父亲地里的活干不了多少，但掌管着公家的物资，集体的东西很难从他手中流失。父亲病情加重那年，家里养了一群兔子，母亲说，兔子养大卖了就能买新衣服，我把这话装在心里，只要放了学就约同伴去拔兔草，兔子养的膘肥体壮，我把希望都寄托在兔窝里。我一直在幻想自己能穿的体面些，白色的上衣，蓝色的裤子，把麻绳底子鞋换成白色运动鞋，明知道是空想，还是少不了跑到村供销社，偷看一眼那双白色的球鞋，假装起神气的劲!眼看“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母亲没有卖兔子的迹象，母亲是舍不得卖，说要准备过个肥年，我和弟弟一脸的不解，哭着要穿白衬衣，蓝裤子，母亲想到了父亲保管着村里一批白底雕花的“罩衣”，偷偷拿出两件披在了我和弟弟的身上，又买了一丈白布用墨水染成了蓝色，连夜裁剪成裤子，那是我第一次穿着新衣服过“六一”。
我再次站在“三好学生”领奖台时，突然低头看见露脚指头的鞋子，想起那双诱人的白色球鞋，也不知道是激动还是无奈，眼泪止不住落了下来，发誓一定要穿上它，走出村庄，甚至走得更远。弟弟穿着那件“罩衣”一不小心摔倒，衣服撕开几个洞口，彻底把事情败露了。父亲发了很大的火，质问母亲谁给她占用公家物资的权力，母亲委屈地和父亲吵了一架。原来，那些衣服是大队秧歌队的衣服，在父亲手上保管了十几年，却没有被我们发现，母亲是趁着父亲睡着才偷拿的钥匙。
父亲没有给我创造幸福童年，他用巴掌警示我把对错分辨，用肩膀扛起我的信念。父亲临终时唯一和三哥交代的事情，是补交他拖欠的党费。父亲有过辉煌的经历，在区委公署当过干部，不到二十岁就入了党。三年自然灾害时，不少干部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务农，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据说也是奶奶逼着父亲回家的，理由也简单的让人哭笑不得，父亲挣得工资养不了家。父亲是写文章的能人，但不是干农活的料。回家后第一次上山砍柴火，他根本不知道砍柴还有技术，一顿蛮干就被刺伤了眼睛，右眼从此失明。父亲没有埋怨过谁，他坚信奶奶的无奈和组织的决定都是正确的。他努力用毅力战胜命运，最终还是让贫穷说服了他。老干部平反政策恢复后，村上两个有过和父亲一样遭遇的老汉，享受到了政策的滋润，不但子女沾光，老汉自己也是满脸荣光，手里端起了酒壶，还喝起了茶叶水，时常站在我家的窑头晃悠，父亲很坦然。二哥坚持要找组织，躺在炕上的父亲满身怒气，写信阻止他的莽撞，说这样做他死都不能瞑目，父亲把辞官务农的责任归咎于家庭，假公济私的事情，他这辈子没有做过。
父亲和三哥结了一辈子的“怨”，但他还是把一生的遗憾托付给了三哥：“你从小不安分，为这事没少打骂你，打你是为了长记性，骂你是为了长本事。你出生时家里困难，差点把你饿死，是姥姥用米汤偷偷地喂活，既然活下来就得活出个出息样，大大(爸爸)估计活不在这个世上了，不能看到你成家，不能看到我孙子出生，也许是这辈子的遗憾，但大大(爸爸)最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没有好好和你说过一句话，没有辅佐你成才，但你要成人。最后求你一件事，我估计这辈子走不出村了，你将来有钱了，无论如何不要忘记大大(爸爸)欠下的两块五毛钱的党费，还有那件撕烂的衣服，移交时已经和书记已经说清楚，折算成钱一并还上。”父亲走了几年后，三哥日子过得好起来了，他按照父亲的遗言向组织还清了党费，跪在坟上告诉了父亲。
父亲的命很苦，他的生命定格在52岁，他没有和村里同龄的老汉一样，能见证到今天的幸福生活。尤其是当了几十年的老支书陈凤山，每次见到我总少了拉呱几句：“娃呀，你父亲真是个苦瓜命，要是活到现在……”
父亲的生命短暂，但演绎的人生是精彩的，他全然不知自己的血脉是如此强大，繁衍成近百口的子孙，学会播撒感恩的种子，传递着百事孝为先的真谛，流传在家乡的每一寸土地上。父亲如同一本人生字典，满载着做人的道理，伴随我走过半百岁月，余生也要读懂那本字典里深奥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