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捷生
重 臣
一生缜密，一生谦和，一生沉寂。作为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中的谋臣、幕僚和军师，他太完美了，就像一个传说。
先看他在三十年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简历：
湘赣苏区独立第一师参谋长、红八军参谋长、红六军团参谋长兼红十七师参谋长、红二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红军援西军参谋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中原野战军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西南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最后的任职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再看他辅佐的统帅：
贺龙、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彭德怀、叶剑英;另有两位开国上将萧克和王震，两位没有授衔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是任弼时和邓小平。
我说的是开国上将李达。关于他的故事，他从中央苏区时期的红军师到新中国成立后统率三军的总参谋部，一直担任参谋长的佳话和美誉，在父辈们的口碑中，在浩如烟海的军史中，我听过和读过无数。
比如，他的口袋里永远装着作战地图、指北针和放大镜三样东西，对部队将要打什么仗，走什么路，哪里是制高点，哪里有一条河，哪里有一棵树，早已烂熟于胸。
比如，他记忆超群，尤其善记地名和人名，在红军时期，只要是他带的部队，凡连长以上的指挥员，差不多都能叫出姓名。据曾经跟随他后来也成为上将的杨得志、迟浩田和张万年著文回忆，抗战时期在晋冀鲁豫边区，他不看地图，就能说出整个边区的山川、河流、城镇、村庄、铁路、公路直至羊肠小道的位置，友军、日军、伪军和土豪武装的分布，主要据点和封锁沟、墙的位置。到了八十一岁，对全国两千多个县名，还能倒背如流。
再比如，当他衔至开国上将，坐在了总参副总参谋长的位置上，每次面见老帅和老首长，仍然双腿并拢，身姿挺拔，呈立正姿势像根标杆那样站在他们面前。有段时间在他工作过的国家体委，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论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往事：“文革”中，康生批准把他“监护”起来，造反派捆住他的双手，蒙上他的眼睛，把他塞进吉普车里，绕着北京转了好几圈，然后送到小汤山的一个戒备森严的院子里。但他一下车，眼睛还蒙着，便责问造反派：“我犯什么罪了，为什么送我进秦城监狱?”
李达和我父亲贺龙一样，也是苦出身，当过旧军人。他的故乡陕西眉县，北濒渭河，南临终南山，是春秋战国著名的古战场，秦朝出过击败赵国四十万大军的名将白起，宋代出过大哲学家张载。五岁时，他父亲因长年劳作，一病不起，他在村边玩耍时捡到一枚杏子，自己舍不得吃，一路小跑送到病中父亲的嘴里。父亲感动得落泪，临终前交代长子李周说，你弟弟天生聪慧，心里装得下大事，我死了借债也要供他读书。李周不负父亲的嘱托，吃苦耐劳，节衣缩食，把弟弟李达送进了村里的私塾、县里的高等小学堂，然后送进西安基督教会办的中学、陕西省立单级师范。一九二六年，李达投笔从戎，在甘肃平凉考入冯玉祥将军创办的西北陆军第二军官学校，专攻炮兵专业。西北军素以严守操典闻名，经过正规军事熏陶的李达，集睿智、沉稳和忠诚于一身，只等战争给他一座施展才华的舞台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他所在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奉命开赴江西“围剿”中央红军。在战事失利，粮草被大量克扣，大批北方籍官兵水土不服的情况下，秘密加入共产党的军参谋长赵博生联络旅长董振堂和季振同，在宁都发动起义。但是，红军当时的领导人执行左倾路线，提出要兵不要官，主张将二十六路军排以上军官全部遣散。在旅部担任少校副官的李达急了，央求旅长季振同把自己留下来。季振同对这个部下了如指掌，特别欣赏他的军事才干，他作为副官的忠心耿耿、明察秋毫，觉得假以时日，必成栋梁，因而在整编中几经陈诉，最终经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批准，留在了革命队伍中。和他同时留下的，还有后来成为红军画家、共和国将军大使和国务院文化部部长的黄镇。之后，仅过了几个月，李达便被慧眼识珠的萧克和王震选调到湘赣苏区独立师，先当连长，后当团长。几仗打下来，他脱颖而出，师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亲自介绍他入党，视他为掌上明珠。当年十一月，湘赣苏区两个独立师合编为红八军，他被提拔为红八军参谋长。
一个起义的少校副官，在大半年内完成如此华丽的转身，在我军历史上实属罕见：一来说明红军用人不拘一格;二来说明当时战斗频繁，他的军事才能得以迅速发挥。但出身贫寒的李达不仅拥有非凡的军事天赋，也懂得知恩图报，更认定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因此他身为红八军参谋长，却甘愿充当军长萧克和军政委王震的参谋，时刻兢兢业业，尽心尽责。两年后，萧克升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升任军团政委，他升任军团参谋长。而到了军团参谋长一级，照理说，可以理直气壮地指挥别人了，但他对于军团两位主官和中央配属的军政主席，同样鞍前马后，事必躬亲，用他自己的话说，当参谋长，就应该“站在首长的阴影里”。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为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更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红六军团奉命退出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挺进，旨在与我父亲贺龙创建的此时此刻战斗在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军团会合，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正是这样一次机缘，中国革命百转千回的命运，把李达推到了担任红二军团军团长的我父亲面前。
我父亲贺龙与李达第一次见面， 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在贵州沿河县水田坝的一条峡谷里。那是个悲怆的令人铭心刻骨的夜晚：两个多月来，红六军团沿湘赣和湘黔边界且战且走，行程两千五百多公里，在贵州石阡的甘溪镇遭到联起手来的湘军、滇军和川军二十四个团的分割包围，部队被截为三段。率先冲出包围圈的李达，在残阳如血的山冈上收拢被打散的两个团各一部，四百多人，重新编队，然后带领这支残缺不全的队伍，在阴雨和泥泞里历经九个昼夜的艰苦转战，终于在沿河县水田坝那条无名峡谷里找到我父亲。而此时，率部赶来接应红六军团的我父亲，也在梵净山区的印江、沿河等地盘桓了七天。
站在夜色中，和我父亲一样高大的李达，身背一个斗笠，一条线毯，一只装着地图、战斗条例和望远镜的挎包，清瘦，疲惫，脸色像夜色一样凝重。在他的身后，跟随他突围出来的四百多名官兵，身形枯槁，饥肠辘辘，被树杈和山岩撕扯得丝丝缕缕的征衣，沾着斑斑血迹。许多人连鞋都跑丢了，光着两只脚板。当年站在李达身后的红六军团老战士刘月生，许多年后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在那个晚上，他们“见到贺龙同志，就像见到了自己的父亲一样亲切”。
李达军姿严整，声音嘶哑，在夜色中向我父亲以沉痛的语气报告说，贺老总，红六军团是奔你来的，奔红二军团来的，但在甘溪血流成河，数千将士生死不明，危在旦夕。我父亲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李参谋长，你们受苦了，今晚先安排部队生火做饭，进村睡一觉。有红二军团一口，就有红六军团一口。明天我们一起开拔，搜遍梵净山，只要还有一线生机，我们就要把受苦受难的官兵们救出来。
十月二十四日中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主力在印江梵净山下的木黄镇胜利会师。出发时达九千壮士的红六军团，经甘溪一战，只剩下三千人!为摆脱敌人的追击，当天晚上便向红二军团的大本营四川酉阳县南腰界镇转移。到达目的地，红二军团杀猪宰羊，一切军需物资和宿营地先满足红六军团。
二十五日，两个军团的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紧急商量改编事宜。二十六日，两军在南腰界一块坪地上隆重举行会师大会，由红六军团随队中央代表任弼时宣读刚刚从电台收到的中央军委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同时宣布两支部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六军团。军团设总指挥部，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总指挥萧克、副政治委员关向应。我父亲继续担任红二军团军团长，关向应继续担任红二军团政委。红六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还是萧克和王震。整编的主要内容在于完善编制，取长补短，相互融合。具体地说，是红二军团为红六军团补充兵员和弹药，红六军团为红二军团补充军政干部。因为红二军团从井冈山过来，是我父亲尊重的中央红军，保留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骨干，政治素质和军事素养比较高。我父亲向红六军团要的第一个人，就是李达，提出让他担任红二军团参谋长。
我父亲点名要李达担任红二军团参谋长的理由是，改编后的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设在红二军团，让李达担任红二军团参谋长，其实就是担任红二、六军团参谋长。
千里西征的红六军团是一支苦旅，坚守在湘鄂川黔边地的红二军团，同样也是一支苦旅。与红六军团遭遇甘溪失利不同的是，红二军团刚遭遇了一场残酷的内伤：中央特派员夏曦来到湘鄂西后，大抓改组派，错杀了红二军团连以上大量干部，弄得部队人人自危。创立洪湖革命根据地的新红六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被列为第一号烈士的段德昌，就是被夏曦杀害的。新中国成立后授予上将军衔的独臂将军贺炳炎，当时也被列入黑名单，我父亲设计，从肃反队把他“借”出来打仗，才免于人头落地。当时许多人说：“若不是贺龙领导，我早不干了，回家种地去了。”就因为自己人杀自己人，红军力量锐减，红二军团被迫撤出湘鄂西;又因为肃反错杀的都是有主见有魄力的连以上干部，在红二军团，别说参谋长，就连稍微有点军事素质的参谋也很难找了。我父亲一眼认准李达，是因为他太需要这样一个参谋长了。许多年后我父亲说，打仗可不是孩子过家家，闹着玩的。李达能在敌人二十四个团的包围中把队伍带出来，说明他有本事，是个高人。